因为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仍然指望把大部分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难度较大。
由此使我想到了什么是好学问这一对于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社会科学理论没有普适性，那岂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普遍意义了吗？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或法学理论当然会具有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并不与普遍真理相对立。
为纪念著名学者、杰出的法学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罗豪才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于2024年3月16日举办了中国行政法的当代使命暨罗豪才教授九十诞辰纪念研讨会，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先生应邀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2）原创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贵在创造与发现。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些学术大家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吗？能否认他们做出了好学问、大学问吗？当然不能。对社会现实、政府政策和领导言论做出事后的阐释，固然有其应用性价值，但与前瞻性的理论研究相比，其学术价值要低得多。这些指标俨然已经成为好学问的标志。
他开创了中国的现代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倡导并推动了软法研究，努力在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为了纪念罗豪才先生冥诞90周年，弘扬罗豪才先生等北大杰出前辈学人的优秀学术传统，推动中国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我们在此特别推送俞可平教授的发言要点。正是基于这种想象，帝国的力量从来不局限于特定的法律边界，而是可以轻松地突破这些边界，确立帝国新的边疆。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在晚清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所付出的艰苦缔造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努力——将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整合为新的中华民族，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卡夫卡从分段修建长城入手讨论帝国的建构，实际上肯定了帝国采取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就像他支持奥匈帝国面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采取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样。霍布斯理论将人与人签订社会契约并将生杀予夺的权力交给主权者看作一个统一的契约，而卢梭将这个契约过程分成两个契约，第一个契约就是人与人结成一个共同体，而不是过孤独的生活。无论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对有经的人与无经的人的区分，还是中国传统中的华夷之辨，都是强调文明进程中所能展现的人类精神的高度。
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论。就像今天的俄乌冲突，实际上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冲突，尤其乌克兰从一开始就处在美国作为世界帝国与俄罗斯的力量相互渗透交织的边疆地带，处在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断裂带上，不仅这两个帝国力量撕扯着乌克兰，而且今天的俄乌冲突已经成了全球各种力量相互交织较量的战场。
今天欧盟的演进也是在这两种形态之间摇摆，而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显然会遮蔽这样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高皇帝远，即肉身皇帝的权力无法触及基层民众，他们过着自治的生活。比如我们讲中美关系时，就经济而言，彼此已经深度渗透，相互依赖。由此，古典秩序中的信教者与异教徒、有经人与无经人的宗教等级制让位于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界定的文明人未开化人与野蛮人的新的等级秩序。
更重要的是，帝国与帝国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彼此的力量相互渗透，并根据这些力量的长期拉锯形成相互渗透、彼此竞争的边疆地带，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具有一些不规则、不稳定的势力范围，而且帝国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相互重叠或交叉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帝国面对的多元的缺口和破绽，应该着力于一体建设。这就意味着基于领土统治的古典帝国及其现代变种殖民帝国彻底丧失了政治正当性，然后才有了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取代殖民帝国体系。比如，欧盟在军事上对全球没什么影响力，但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观念上发挥着领导力。
比如，数量上的主体民族可能在政治上处于被压迫状态，数量上的少数民族却掌握着经济上的命脉。一旦标准化的主权国家建构完毕，那么就可以清晰地界定国内和国外，并按照这种分类来建构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法律移植制度引进的基础。如果从学科方法上来讲，法学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民族国家，因为一切都可以用清晰的概念、明确的规则来加以规范，从而划出明晰的权利义务的边界，做到定分止争。
显然，主权国家理论以及由此展开的历史书写无法描述这样的世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关于主权国家形式主义概念的思考，刚好遮蔽了实质主义的无形帝国，从而成为世界帝国建构的意识形态武器？ 由此我们看到，旧帝国的批判者往往是新帝国的建立者，比如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意识形态，而在21世纪，对旧帝国的批判甚至发展为对主权国家的批判，由此形成服务于世界帝国建构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由此，世界帝国的文明基础不再是传统经书中的上帝、真主或者天道，而是启蒙思想家在新的经书中所提供的商业、贸易的资本主义理想图景，其核心价值乃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自由权和财产权之类的人权理念。人与人相互签订契约，并将自然权利交给一个最高的主权者而建立国家。因此，梁老师从文学的视角入手来讨论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纠缠，刚好可以给我们的政法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补充。在这个时代中，帝国始终是一种褒义词。
目前，历史书写中主流的经其实是启蒙思想所带来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哲学理念，前者以西方为中心建构起人类从传统迈向现代化最终推动历史终结的普遍历史或世界史叙事，后者则是解构这种普遍历史进步所带来的全球史视野。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从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来理解俄乌冲突，而必须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及其遭遇到的挑战来看待这场冲突及其未来走向。
在此次对话之前，强世功的著作《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和《中国香港（增订版）：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出版，而梁展的新著《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也于2023年付印。唯有带着人类普遍历史发展和世界帝国建构必然面临的这种文明困境的问题意识来回望历史，才能理解现代的兴起所提供的现代性方案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迈向世界帝国面临的文明困境。
由此，古典帝国在君主制这一点上，往往可以伪装成主权国家参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而帝国君主制与主权国家的绝对君主制不同——帝国君主并没有国家君主拥有的可以渗透到基层直达公民个体的绝对权力，这就是卡夫卡批评的古典帝国整合疲软的运行机制问题。这无疑是给二战后崛起的美国展开政治教育。
这样的世界帝国必然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建立起权力和利益股份制划分的董事会。我们的成长同属一个时代，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会有共同的关切，也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一个就是借助历史叙事、民间想象等建构起来的永恒不变的皇帝，即在民间传说中自古就有的、亘古不变的、永恒的精神皇帝／帝国，另一个就是现实中被包围在皇宫中，口谕传不出京城的肉身皇帝。如果说政法视角往往关注的是可见的、可测量计算的硬实力，那么文化、历史书写、思想精神的力量就属于不可见的、无法测量却难以估量的软实力，它不受政法世界的时空局限，且轻而易举地穿透主权国家的边界，不断进行新的时空重组，成为推动帝国统一乃至迈向世界帝国的全球化力量。
（三）民族主义：瓦解古老帝国的思想火药基于政教分离原则的主权国家理念一旦形成，它就会迅速释放出瓦解古老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力量。而文学的方法更适合做帝国研究，因为帝国往往存在于这种含混暧昧中，甚至存在于想象之中。
可以说，对历史书写的古今差异、中西差异都围绕经的问题展开。分段修建长城的科举官僚接触到的是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而广大民众接受的是符号化皇帝，二者共同构建起帝国。
他生活在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独立的时代，被民族身份认同裹挟但精神上又属于传统的帝国，类似晚清王国维所处的境况（其实，现在不也有很多精神美国人吗？都是一个道理）。同样，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英美学术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往往和法西斯主义放在一起加以批判，因为这些思潮激励的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是打碎形形色色帝国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旧式帝国，还是殖民帝国，还是新式的世界帝国。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帝国秩序 。如果他把自己束缚起来，不久就会疯狂地挣脱，把链子、长城还有他自己都撕得粉碎。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最悲惨的实际上是奥匈帝国，因为奥匈帝国到现在也没有其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在新型的殖民帝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这些古老的帝国都面临着崩溃解体。
因此，卡夫卡就像王国维一样，陷入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的境地，这无疑是古老帝国面临着现代转型背景下的普遍遭遇。因此，世界帝国的最高理想景象乃是人权帝国。
以至于在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古老帝国始终是国际法的主体，参与到与新兴主权国家的竞争中。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帝国的形成，世界帝国就需要将所有历史上的边疆地带（非西方文明）编织到世界帝国的主流叙事中，由此，曾经作为他者面目出现的非西方文明，也会成为世界帝国自我叙事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其他文明被西方文明摧毁，变成碎片之后，这些有价值的碎片才会被纳入世界帝国的视野中，这就为今天的全球史写作提供了新动能。
这种分段无疑是多元格局的现实，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分化，如何连接一个密不透风的帝国整体，以此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在卡夫卡看来，面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建国逻辑，古老帝国必然面临着解体。
